人作为群体性的类存在物，从其诞生开始就需要一种凝聚与调节机制，建立秩序、解决公共性问题，进而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这种机制的核心就是公共权力，也正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为了更好的实现自我治理，人们创造了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机制，”而这就是国家。从此，国家成为人类最核心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延续至今。在这期间，国家的形态不断发生演变，仅以欧洲为例，就先后出现了城邦国家、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直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产生后，凭借其特有的制度优势，迅速成为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

虽然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的建设却仍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而这其中，国族建设又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所谓“国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国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

而这种挑战在中国也依然存在，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从1840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代历史，也同时成为中国国族构建的重要时期。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晚清帝国推进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也随之展开。国族作为特殊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其形成并不是自发而为，而是主动构建的过程。从民族概念的引入，国族符号的提出，国族内涵的纷争，到国族认同的初步生成，国族问题被多次解释和建构。而要准确剖析这一复杂进程，就必须从国家范式切入，将国族构建纳入到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之中。